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现代欧洲最紧张的思想家之一，正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崇高人》、《例外状态》等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正在网站的专栏“Una voce”，汹涌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受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5年3月和4月的四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

即将到来的中世纪

塞尔吉奥·贝蒂尼（Sergio Bettini, 1905-1986，意大利艺术史家。——译注）的《古代世界终结时的艺术》（L'arte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书中的一段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它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极为相似。“政治功能由国家官僚来承担；这群官僚被伶仃和凸起出来（成为拜占庭和中世纪宫廷的先声），而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中世纪的“人民的无名”[anonimato popolare]的萌芽）；不过，正在国家外部，又围绕不同形式的活动，形成了新的社会焦点（中世纪行会的萌芽）；而大地产（latifondi），正在自主后，则成为了某些大型修道院组织和封建国家本身的先兆。”

展开盈余 81 %

如果说，这个描述——政治功能集中正在国家官僚手中，后者离开民众底子，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完全符合我们的汗青情景的话，那么，只需轻微更新接上去几行字里面的术语，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里也有认识的东西。贝蒂尼提到的大地产，正在今天对应于以日趋自主的方式举措，追求某种完全离开共同体长处的逻辑的经济和社会团体；而正在国家外部形成的社会焦点，不只对应于正在国家官僚机构内运作的游说团体，也对应于这一状态，即整个职业范畴，都被纳入了当局功能，就像近年来医生所面临的情况那样。

贝蒂尼的书写于1948年。1971年，罗伯托·瓦卡（Roberto Vacca, 1927- ，意大利工程师、数学家、迷信传播者、作家。——译注）的《即将到来的中世纪》（Il medioevo promisso venturo）出版，作者正在书中预言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劫难性演化——它们将不再有能力解决与能量的生产和分配、交通、水供给、废物处理和信息处理相干的成绩。如果瓦卡都能正在书中写道，那些年，对即将来临的劫难的预告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生产出一种真实的“描写扑灭的”文学，那么，今天的末世预言——尤其是那些与气象相干的——至多翻了一番。

就算劫难（好比说核动力形成的那些）即使不是大概率的，肯定也是大概的——我们也可以或许设想我们生活的系统的，不必然以劫难形式产生的退化。好比说，今天，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崩溃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它们还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一个“新中世纪”的到来呢？如何才能把我们正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弃权主义，酿成可以或许发明新的、匿名形式的生活和表达的“人民的无名”呢？而国家官僚的伶仃和自主权势团体的扩散，又会以如何的方式预示与大修道院——其中，对现有社会的出离，生产出新的共同体形式——相似的现象的出现？确定的是，只有正在一开始人数不多但数量逐渐增加的个别可以或许正在正正在解体的政治形式中读出新的或更古老的生活形式的预兆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产生。

2025年4月28日

“新”与“旧”

为甚么我们能描述和阐明正正在解体的“旧”，却不克不及设想“新”？也许是由于我们或多或少无认识地相信，“新”是正在“旧”竣事之后来——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某事物。因此，漫不全心地使用前缀“后-”这个行为就暴露了正在思考“新”上的无能：新的是后现代的、后人类的——无论如何都是之后来的某事物。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新”，即正在过去的、解体的“旧”中解读它、破解它潜藏的特征。正在非凡的片断《消灭的故国》（Das untergehende Vaterland, La patria che tramonta,1800）中，荷尔德林把这点说得很邃晓了。正在这个片断中，对“新”的感知，与对正正在消灭的“旧”的回想密不可分，的确，它正在一定程度上可爱地呈现出“旧”的抽象。已经过去、好像要解体的东西得到了它的现实意义，被掏空了它的意义，又以某种方式变得大概了。本雅明正在写到这点的时间也指出了一个雷同的点：正在回想的瞬间，看似完成的过去又显得未完成了，并因此给了我们那个最宝贵的礼品：大概性。只有“大概的”才是真正“新的”：若它是已然现实、生效的，那么它就永久是已经式微、老旧的。“大概的”不来自将来，它正在过去，它是不曾是、也许永久不会是，但本可以是并因此而与我们有关的。只有正在我们可以或许把握过去——也即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事物——正在永久消失前的一瞬间给我们的大概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感知“新”。而我们也必需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今天正正在我们周围一切地方解体和消失的东方文化。

2025年4月7日

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1976年，海德格尔正在接受《明镜》访谈时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句话一直引起种种百般的怀疑。为明白它，首先必需把它放回它的语境。海德格尔当时正正在谈论好像没有甚么东西可以或许治得住的，支配全球的技术。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诗、宗教、艺术、政治——都得到撼动或指导东方人生活的能力。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诊断，即它们“不克不及给世界当前的状态带来任何直接的改变”，和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海德格尔之后连忙 做出的廓清——我们必需不但为“一个神的出现”做准备，也要、无宁说更要“为神正在暮光中的缺席，为我们正在缺席的神眼前沉沦这个事实”做准备——也确认了这点，即这里谈论的，毫不是甚么千年预言。

不用说，海德格尔的诊断正在今天也丝毫没有得到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如果大概的话，它甚至越发地无可辩驳、越发地真实。人类已经放弃了精神成绩这一决定性的等第，并创造出一个特别的领域——文化——来限定自己。艺术、诗、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正在它们还没有彻底灭尽或耗尽的时间，就被限定正在博物馆和种种百般的文化机构当中，正在那里，它们作为或多或少供我们消遣、让我们分心不去关注存正在之无聊的风趣之物（并且经常同样地无聊）幸存上去。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明白这位哲学家的痛苦诊断呢？正在甚么意义上，“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正在黑格尔和尼采宣布神逝世了以来的差不多两个世纪里，东方得到了它的神。但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可以定名、可以给予同一性/身份的神。现实上，神之逝世，是崇高的称号的消失（“崇高的称号正正在消失”，荷尔德林如此哀叹）。正在称号以外，最紧张的东西还正在：“崇高的”(il divino)。只需我们还能把一朵花、一张脸、一只鸟、一个姿势或一棵草感知为崇高的，我们就可以不必要一个可以被定名的神。对我们来说，有“崇高的”就够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形容词比那个名词更紧张。不是“一个神”——而无宁说是：“只有‘崇高的’才能救我们”。

2025年3月21日

政治的寓言

我们都正在地狱中，但有些人好像认为，正在这里除研讨和细致地描写恶魔、恶魔可怕的样子、恶魔凶恶的行为、恶魔背约弃义的阴谋外无事可做。也许，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欺，让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或许逃离地狱，却没有认识到，他们成天干的这些事情，就是恶魔为熬煎他们而设计的最恶劣的惩罚。和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指《正在法的门前》。——译注）中的农夫一样，他们只是正在数守门人衣领上的跳蚤。不用说，那些正在地狱中把时间花正在描写天国的天使上的人也错了——这也是一种惩罚，显然没那么残酷，但和另外一种惩罚同样地可恨。

真实的政治就正在这两种惩罚之间。它首先始于认识到我们身处何处，认识到我们不大概如此轻易地逃离包围我们的阴间机器。我们知道关于恶魔和天使必要知道的一切，但我们也知道，地狱是用关于天国的错误设想建成的，伊甸园的墙每加固一分，地狱的深渊就会变得更深。关于“好”，我们几乎全无所闻，它也不是我们可以或许深入研讨的主题；关于“恶”，我们只知道，是我们自己建造了这架我们用来熬煎自己的阴间机器。也许关于“好”与“恶”的迷信历来没有存正在过，无论如何，此时此地的我们也对它不感兴趣。真实的学问不是一门迷信——它无宁说是一条前途。而今天，顽强、苏醒、迅速的现场抵抗大概就是这样的前途。

2025年3月8日

发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