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晨

4月2日，特朗普宣告对全球加征关税。全球化自由商业旧秩序终结，美股暴跌、美元下挫，经济前景乌云密布。这让我们意识到天下正在进入一个“相对论”的天下——相对外部日益极化的种种乱象，中国的波动与进展反而显得更加珍贵；“特朗普2.0”期间开启的种种猛烈举措推动我们去思索：究竟甚么是进步？精英有哪些盲点？美国赓续裸露出的经济与社会的布局性问题以及各方开出的药方，也为我们供应非常重要的镜像，以阐明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后这个“相对论”的天下让我们更急迫地必要校准对这个天下的理解。

试举几个例子来理解甚么是“相对论”的天下：相对混乱的天下，中国保持了秩序和波动；相对过去几年对平安的寻求，进展再次成为引擎。这种变更在“特朗普2.0”旋风吹过的美国映托之下特别明显。从2月末起的种种访问中，能明显感到美国弥漫着一种信任的缺乏：精英对“特朗普2.0”团队缺乏信任；民众对精英和专家缺乏信任；普罗大众对传统媒体缺乏信任。这带来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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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也是如此。美股的泡沫被两支箭刺破，一是特朗普毫无章法的关税战带来的巨大不肯定性；二是仍在持续发酵的DeepSeek影响。相比之下，中国高科技公司被低估的实际正在被挖掘出来。

本年是《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十周年。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从新审阅中国产业政策驱动高科技进展的效果，尤其是当下AI驱动的产业进展模式。中国和美国究竟谁能更快将AI推广运用落地实现成为全球存眷的话题。明显，AI在中国的当局侧、消费侧和商业硬件侧都有疾速部署。将来如果能再涌现出一批类似于DeepSeek的立异成果，加上当局对吸收外资、民营经济、营商环境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市场决心有可能进一步恢复。

美国和欧洲对进展中国家减少救济，马斯克在美国大砍USAID，欧洲必要提拔军费，这也引发了对外救济的讨论。在如许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对外救济对底子办法建设的重视以及从借款到股权投资的互助方式显得更加务实，也更能满足进展中国产业下的需求。

最近，很多美国人一直在诘问一个问题：为甚么我们不再能建东西、造东西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2026年即将在京沪之间通车的时速450公里的高铁将两地通勤时间缩短到3小时之内；而美国加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的高铁仍然是空中楼阁。中国可以或许建设这件事越来越成为中美之间的差异。中国的can-doattitude，也就是醒目精力，在混乱的当下特别值得颂扬。在“相对论”的天下，东升西降在所难免。东升西降的内在和内涵还必要进一步解释。

三年都没修睦的纽约滑冰场

1980年代初，纽约市长科克责成港口管理局修缮中央公园里的一个滑冰场。貌似简朴的工程拖了凌驾三年才完成，预算超标，最终建成的滑冰场制冰有问题，根本没法使用。

为甚么会涌现这种情况？为甚么当局连这么简朴的一件事都没办法做成？原因在于对当局的质疑，忧郁工程靡烂，忧郁当局官员将长处丰盛的项目包给跟自己有着千丝万缕长处的承包商。为此美国各大城市都通过了类似法案，好比纽约的法案就规定凌驾5万美元的市政工程项目必须经过投标，并且必要将一项市政工程分拆成分歧环节，管道、电力、暖气、透风和最终建设等环节都必要单独投标，每个环节都由出价最自制的承包商竞得。这一系列轨制制衡的结果是美意办坏事，当局根本没有人手和本领来协调分歧环节，市政工程频频延期、超预算也成为常态。

还是以中央公园滑冰场改建工程为例，一个承包商负责将滑冰园地基上面的旧管道拆除，换上一套全新的技术庞大的管道。但港口管理局分歧环节投标流程衔接涌现问题，另一个负责铺设水泥的承包商直到一年后才开始工作，这时候新铺的管道已经裸露在外一年，风吹雨淋、下雨被淹，留下巨大隐患。别的，铺设水泥的承包商因为计算失误，水泥筹备的量不够，为了赶工期竟然挑选浓缩水泥，且没有按照规则做压平处理，最终水泥和管道问题一起致使滑冰场启用之后制冰状态连连。

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有一个纽约地产商出头承诺自己可以用比当局报价低得多的代价在一年之后重修滑冰场。最终，他以当局报价六分之一的本钱，六个月完成了项目。答案并不庞大。即使滑冰场这种相对简朴的项目，仍然必要有经验的总包商协调各个项目的分包商，权衡本钱、本领、经验、此前互助的信任度等多个维度。被规则管逝世的当局更突显了私家承包商的成事本领。

那位解决的了问题的纽约地产贩子正是特朗普！

美国不再能建设了吗

四十多年前纽约市的市政小项目是美国建设本领退化的缩影。三本新书《丰裕》（Abundance）、《为甚么甚么都不可》（WhyNothingWorks）和《转动不得》（Stuck）从分歧角度剖析了美国的困境。

《丰裕》供应了经济阐明的视角，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角度来反省美国的问题。美国偏偏爱“需求侧革新”，对市场盲目信任，认为只要有需求就肯定能创造供给。从应对新冠危机中不难看出需求侧革新的问题：一方面老百姓手中握有大量资金，不去买商品的话就会推高资产代价；另一方面因为疫情造成供给侧的瓶颈，也会致使在美国像汽车如许的商品代价赓续飙升、推高通胀。

《丰裕》提出美国商品经济繁荣的假象之下实际上是在人为制造大众品的稀缺。全体而言，美国工薪阶层面临四座大山：首先是住房，房价激增但新房建设的供给跟不上，因为种种邻避（NIMBY,notinmybackyard，意思是“就是别在我的后院”）景象制约了房地产开辟，其结果是贫富差异和代际差异（年纪大的有房者和年轻的无房者之间）日益拉大。其次是交通，底子办法的投资乏善可陈，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地铁等底子办法日益陈旧却缺乏维护和翻新的资金，高铁等新型底子办法难以推动，纽约建筑一条新地铁线路创造全球费时最长、单元本钱最高的纪录。第三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费用增长，过去四十年美国高等教育膏火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让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就背上沉重的膏火债权负担。最后是医疗，美国在蓬勃国家中人均医疗本钱最高，但人均寿命却不升反降。

在消费品极度丰裕的表象之下，掩盖着美国经济深层次的布局性危机。《丰裕》给出了一个非常故意思的比方：五十年前，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就能买房，但负担不起一台电视机，高科技消费品非常昂贵。目前，买一台平板电视几乎是白菜价，让许多人都有一种过上中产阶层生活的虚幻感觉，但想要买房却千难万难。这是因为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发生了根赋性改变，从制造大国变成了消费大国。消费成为拉动经济进展最首要的引擎，但过犹不及。

回看整个4月特朗普在关税问题的显示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不难发现美国之以是可以或许让消费商品变得如此廉价，与全球化和中国制造乃至将供应链拓展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不开。美国希望通过关税与广义的中国制造脱钩殊为不智。但美国面临的更大危机其实不是制造业空洞化，而是在本土供应大众品变得越来越难，当局越来越不能成事。

当局为甚么不能成事？《为甚么甚么都不可》从进步（Progressive）思潮变更的维度思索美国为甚么会陷入政治革新和底子办法投资处处掣肘（grid－lock）的境遇。我们经常用gridlock来描述美国政治为了限制做坏事而过度制衡的轨制设计，固然没办法做坏事但也没法真正做成事情，这个景象在美国政治和政治之外等供应底子办法大众品上异样如此。

寻求进步者通常认同以下的结论：女性有生育自由（包含打胎的自由），全球应该积极应对气象变暖。但这两个结论涵盖了进步主义者的两层有时会相互冲突的思路。这与美国建国者所提倡的两套思路类似。一套以汉密尔顿为代表，他认为美国作为松散的联盟力量不够壮大，他健全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推出统一的泉币、构建中央银行，全体想法就是自上而下创建更为壮大的联邦当局，赞助美国疾速成长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另一套则以杰斐逊为代表，他认为恰好是壮大的英王当局给了各个北美殖民地以巨大的克制，既然独立战争成功，应该赋予独立的各州更多的权力，不再重蹈强势中央当局可能带来新的克制的覆辙。杰斐逊的结论可以对应女性生育自由；而汉密尔顿的想规则支撑了全球气象变暖必要壮大的当局行为。如果进步主义者没法把这两个结论统一起来就会出大问题。

美国之以是陷入僵局恰好是钟摆在过去几十年摆向了杰斐逊一边，进步主义者赓续质疑当局的本领，设计了一系列轨制来限制当局的行为，而保持小当局的激进派更是火上浇油。这些轨制和思潮的结果让当局没法成事。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纽约市曾经切实其实可以成事，可以掉臂工薪阶层的反对构筑穿过哈德逊河的地道。但1970年代后，这种成事的本领就丧失了，并非说人人不希望建设，但因为触及的长处相关方太多，固然都有建设的志愿，但要统一各方的志愿细节却非常难，每方都可能作梗。纽约中央火车站作为最重要的关键，天天输送客流凌驾大纽约地区三个飞机场加总，却持续五十年没办法做任何的修缮。对大多数旅客而言，进入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央，第一眼看到的门面实际上是邋遢和破旧的。

《转动不得》从社会流动性停滞的视角来阐明为甚么美国社会会变得如此撕裂，也从侧面回应了美国建设停滞的原因，因为社会流动大幅降低了。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是移民国家，有非常好的社会流动传统。在三四十年前，每年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会搬家，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了十二分之一。美国人喜好搬家，因为美国鼓励人追逐机会赓续改变，不搬家就意味着人在某个地方转动不得，因为富人区涌现广泛以邻为壑的邻避景象，用高房价限制住了阶层流动。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华盛顿富人区一家人家院子里插的小牌子，一个牌子上用多国说话（包含阿拉伯语）写着“移民，我们迎接你”，而另一个牌子则非常明确地说“选不！”对甚么选不呢？对在社区构筑大型公寓楼选不。邻避景象实际上是美国社会贫富差异拉大和社区阶层固化的显示，也从某种侧面展现出冠冕堂皇的多元旗号之下阶层固化的一元，那些最好的社区基本上就是最贵的社区，普通人很难支付得起。如果溯源这些最好社区的进展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可以或许打破种族歧视（好比对黑人、犹太人、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却没法打破阶层的歧视，在一个期间是为了让社区更好进展的革新措施，好比区域计划和建筑规范，给了地方当局和社区以巨大的权力。目前，这种权力就变成了排他的权力，为了保护房价和避免社区改变而对“目生人”（新移民）避之门外。

在有着众多工作机会的美国大都市尤其如此，好比湾区，好比波士顿附近。区域计划让建设新房变得越来越难，赓续推高这些地区的房价和房钱，让许多人不能不搬离。美国目前一半的租客将凌驾30%的薪资用于支付房租，有25%的租客房租占薪水比例一半甚至更多。

转动不得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特别富裕的社区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同质化，用高房价和其他手段限制新人进入；另一方面则是穷人也不能不拴在自己生长的社区，因为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而没有办法搬走，阶层跃迁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些从小到大从没有搬过家的贫苦社区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要高得多，因为美国社会正面临一场社会流动性危机，获得时机已成为经济精英的特权。

从新理解东升西降

美国最大的困境并非特朗普所认为的制造业空心化，也不可能通过特朗普向全球挥舞关税大棒得到解决。美国的困境在于美国没法供应老百姓真正必要的东西，尤其是住房、高等教育、交通底子办法以及医疗等方面。美国的工薪阶层头上压着好几座大山，消费品的丰裕掩盖了大众品的不足。美国也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大幅下降，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将来得到了决心。这是美国的困境。

工薪阶层对当局“建制派”的不满推动了特朗普上台，马斯克对官僚机构简朴粗暴地砍经费裁员属于开错了药方。让联邦当局和地方当局真正培养出建设大众品的本领，博得选民的信任，填补市场的不足，才是精确的挑选。美国必要降低毫无节制的消费，增强当局从新建设的本领。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必要向中国学习，必要启动属于自己的“供给侧”革新。

如果说美国事在消费的路上走得太远，忽略了制造，尤其是大众品的制造，中国恰好是美国的镜像。中国经济最严重的布局性问题是居民消费对GDP的孝敬与美国和其他蓬勃国家相比都太低，长期倘佯在40%以下，而美国靠近70%。中国老百姓可安排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全球也处于后排位置。这两个数据展现了中国长期消费不振的原因。

在全球化充满挑衅、出口面临诸多不肯定性的期间，不单单是对美出口碰面临高关税，如果想要把对美出口转向其他蓬勃市场势必也会引发这些地区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这就更必要我们去思索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消费问题。东升西降，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简朴，必要东升的是国内消费增加，从分派做起，让老百姓有更多钱消费，西降则是对外出口的下降。

新加坡印度裔内政家马凯硕对东升西降的定义很有启发。他认为东升西降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一方面是更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加入富人俱乐部，好比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而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的疾速成长更是全球经济史上景象级别的；另一方面则是亚洲的做事方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马凯硕认为，这种亚洲管理和做事的头脑应该加入到东方主流头脑之中，将它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取而代之或者一争高下，兼收并蓄很重要。中国善于的成事头脑恰好是值得全球借鉴的东升的地方。

“相对论”的好处在于让我们赓续审阅自身，以他者为镜像。因为“特朗普2.0”期间的混乱，美国人才会想起以中国进展为参照。异样，当我们在思索中国经济进展的布局性问题时，也必要以其他国家为参照。个中两个问题尤其突出：一个是消费不振，如何刺激消费，长期与务实的态度尤其重要；另一个则是人口布局的疾速变更，加速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很大水平上人口布局决定了将来中国经济的走势。

理解人口布局变更对中国经济将来深刻的影响，必要我们对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继承深入阐明；努力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切实通过高等教育完成阶层跃迁的可能；同时进一步革新户口轨制，鼓励更多寻求工作机会的人口流动。

以美国为镜像更凸显在推动将来进展的过程中保持长期主义和务实主义的重要性。长期主义要求我们在众多方针中找到并保持体现普通老百姓最有获得感的代价方针；务实主义则强调善于调动资本、敢于采用新技术，最终将事情办成。

（作者为财经作家，《经济学人·商论》原总编辑，晨念书局创始人）

公布于：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