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但是关于已往的故事。

在上一期“聚落·场所·人”，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解读了近代学者徐兆玮一则史料。以读者的视角观之，陈映芳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在她的青年研究、城市研究等文章中又总能读到一种历史感，对诸多研究话题都有“何以如此”“何时如此”的理解。

这大概与她自己早期接受过历史学训练有关。1982年，她从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留校在我国近代史教研室当助教，同年到我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我国近代史青年教师进修班。在那边，她开始了一段独特的学习经历。本文为她对当时老师们的回忆，他们中虽然有的遭到很多关注，但是全体上，他们那代历史学家是被学问人或学问分子史研究轻忽的。

1982年秋进修班学员与清史所部分老师，摄于张自忠路三号院。照片中的老师：前起第二排左一李文海，左二胡绳武，左四戴逸，左五林敦奎；第三排左一陈亚兰，左二凌力，左四霸道成；第四排右一林克光。前排左二为陈映芳。（由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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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举动受社会规则、习气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所在：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是此种种，将人与所在联系起来。与人得到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所在，才是“非所在”（Non-Places）。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专栏由社会学家陈映芳撰写。凡是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

本文为第十篇。

撰文｜陈映芳

从“学二代”的希望说起

偶然间曾读到一篇文章，是旅日学者毛丹青追念他的母亲，两头一段笔墨震动到了我。

离开北京前，我到我国历史研究院，拜访了我国社会迷信院近代史研究所夏春涛所长，替我母亲表示了感谢，感谢大家对她的爱戴与敬重。我跟夏所长说：“我是名副其实的学二代，我有一个责任，这就是要把上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与情感传承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学问的学与情。这不但仅是我母亲一个人，近来我正在联系其他的好友学二代，依据相同的诉求，建立一个圈，打造出一个群像，让学问与学人都立体起来。”（毛丹青 |我们是学二代，我国社会迷信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2024年3月3日）

“学二代”一词如今已不鲜见，但毛丹青这里表达的，与通常的种种“二代”意义不尽相同。他为自己标上“二代”之名，明显不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出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瞥见他们的父母——通过“打造出一个群像”，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们父母一代的学术与情感。作为子女，这样的愿望不难理解。可是，学者的研究活动、学术论著等本是社会的公共产品，对一代学人的思想、传统的继承或深思，难道不是文化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人们都应该体贴的事业吗？

毛丹青的母亲刘志琴（1935-2020）是一位历史学家，主攻明史，生前为我国社会迷信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书有《晚明文化与社会》《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革新家是怎样炼成的》等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就学问界世代而言，她大概可以被归入上世纪50、60年月成长起来，70年月末开始直接推进了我国人文社会迷信恢复、创立及发展的一代，也是实际培育、并深刻影响了“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几代学者的一代人——他/她们就是我们的老师辈。而我国社科院的“我国近代史研究所”——它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在我们现在求学的年月里，那是一个多么使人神驰的学术殿堂啊。

京城里的老师们

1982年初，我刚从江苏师范学院（同年更名为苏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留校在我国近代史教研室当助教。春夏之交时，我的指导老师段本洛教授报告我，我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马上举办一个为期一学年的我国近代史青年教师进修班，他已向人大历史系的王汝丰老师推荐了我。王老师是段老师的云南大学学长，那次恰好路过苏州，特地来看望段老师。

好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和不测。不过当时候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年轻人会有种种机遇，被学校用公费送进来培训、进修，那种被老教师期待、被学校上下重视的环境中，人就像是被种种力量推着在往前走，虽然我们其实是少年时期的基础教诲和文化教养被严重耽误的一代人。那是一个万物复苏不久、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代。

我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曾被全体撤往江西余江的“五七学校”，1978年得以复校。1982年秋至1983年夏，受教诲部委托，人民大学同时举办了十几个青年教师进修班。我们住的宿舍楼里，热热闹闹的全是二十几岁到四十明年年龄不等的进修教师——除七七、七八级刚毕业的年轻助教，另有不少是“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的中青年教师。从我们班的同砚看，生源来自天下各地。虽然学员们大多不是来自著名的重点大学，但那一年清史研究所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程度，如今回忆起来我都以为有点难以想象。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那种体验可以用不无浮夸却很真实的“冲动”来描述——除得以近距离观看一个个神圣符号般的、宏大的国家修建外，还可以或许密集地见到那么多著名的学者，那以前我们多只在种种教科书、学术论著中见到过他们的名字。加之清史所本部就在张自忠路三号院，即本来的铁狮子胡同一号（“铁一号”），那是曾经的段祺瑞执当局的原址。出入于清史所的材料室，让我们有一种穿越于近代与现实之间的奇妙感觉。

进修班有规范的课程安排和测验请求。清史所自所长戴逸先生开始，老师们或者为我们讲授专业课，或者为我们作专题讲座。《我国近代史》这门主课，自秋季学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季学期的4月中旬，前后由戴逸、林敦奎、李文海和胡绳武四位老师分段主讲。另一门专业课《我国近代经济史》则是从人大经济系请来的全慰天教授上的，讲了一个学期。

戴逸（1926年9月10日-2024年1月24日），于晓静摄于2011年3月29日。

在两门主课以外，另有每周一两次专题讲座，主讲老师除清史所和人大历史系的老师以外，当时几乎所有在北京的我国近代史专家都被一一请来给我们讲过课（有的老师还一连讲了两次），讲课老师有李华、王思治、徐艺圃、龚书铎、黎澍、桑咸之、张革非、林言椒、霸道成、王庆成、贾熟村、尹福庭、曾黎力（凌力）、程虎啸、林克光、陈亚兰、刘耀、陈庆华……固然我们知道，那首要是由于清史所在历史学界的地位，特别由于有戴逸老师的学术名望和好人缘。记得有次还请来了胡绳先生，当时他是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并担任了宪法点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新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天下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集会通过），学校将他的报告安排到了大礼堂，以便人大师生参加。胡绳在开场白中特地解释道：近来我确实很忙，但是由于是戴逸先生出面邀请的，那我就不好意思推辞了。

也由于有如此特殊的学习条件，当时在我们班的教室里，经常有清史所、历史系和外面学校的一些研究生过来听课和参加接头。

北京史迹调查

除上课、接头和听讲座，进修班的另一项活动是观光历史现场。北京本是清代和近代史上很多重大变乱的发生地，自没必要说。除北京城内的紧张场所外，有一次清史所还特地组织我们，坐一辆大巴车去了位于河北遵化境内的清东陵。到了1983年春季学期的最后一段时间，清史所又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外省市游学，先去了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到大连、旅顺，再从海上到威海、青岛。除班主任林克光老师领头外，霸道成、胡绳武等几位老师也曾随队出行，在现场给我们讲授清廷的政治史，另有北洋海军及甲午战争等的详细历史。

由于是由清史所出面联系，以学术考察之名，我们常常能享遭到一些特殊的报酬，进入到当时并纰谬"大众开放的场所。记得有一次在颐和园里观光一个园子，那儿的工作人员看到霸道成老师，很喜悦地说，“啊，是霸道成老师来了！”王老师是颐和园研究的专家，想来他的著作是内里的工作人员培训必读的吧。而那次在承德避暑山庄一个星期，我们竟然被安排在山庄景区内里的招待所。天天傍晚旅客离开后，我们一众同砚就在山庄内里四处游荡，万籁俱静中的湖光山色，模模糊糊的宫殿、游廊，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的魔幻感。当时正值电影《火烧圆明园》拍摄期间，避暑山庄附近那个已搭好但还没被一把火烧失落的圆明园景，自然也成了我们的观光地。

《火烧圆明园》（1983）剧照。

北京是文化、学术的中央地，很多学者应该在那儿学习、进修过，但是能像我们那样，把北京城及华北地区当成了教学实践现场的，想来不会很多。今天我们多听说过“历史人类学”“历史田野”等概念及要领，而我们现在在清史所进修期间，还真的实践了一次京城历史的人类学考察——北京近代史迹大调查。

最初是李文海老师（时任清史所副所长）提出的建议，他说可以考虑让学员们对北京的近代史迹作一次实地的调查研究。这个提议很快被所里采纳，人民大学出书社表示如果调查报告出来，他们可以出书。就这样，所里老师们先拟出了一个调查点的参考目录，让学员们自主选择。所里让霸道成、林克光、孔祥吉三位老师详细担任了我们的指导老师。我自己由于当时正对辛亥革命史充满兴趣，就选择了“黎元洪故居”“袁世凯迎宾招待所（南北和议时用以接待南边代表团的招待所）”和“汪精卫谋炸摄政王所在”三个题目。汪精卫一行革命党人现在打算用炸药暗杀摄政王载沣，通行的说法是在银锭桥，但学界有分歧意见，所以清史所老师希望我们能考证一下（后来我的调查结论是在摄政王府旁的一座无名小石桥下，此看法得到了所里老师们的认可）。而黎元洪在北京的故居，就是我国社科院“我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所在地，我们班的学员们都曾去过。

黎元洪宅邸院墙（霸道成、林克光、佟洵主编《京华史迹揽胜》第423页）。

清史所老师们之所以让我们投入这项活动，原因之一，我以为应该跟清史研究的一个传统有关，即对详细史实的考据，这大概可归为“小学”传统吧。我理解这是史学研究，特别是京派学术的基本功之一。别的，在短短一学年的难得的进修历程中，这样的实践也可以或许让我们走出人民大学及清史所，到北京城中的各个档案、图书机构去搜寻第一手的历史材料，并实验历史田野的调查要领。

那今后的一段时期，我们全班学员兴高采烈地开始了这项调查活动。后来戴逸老师在给《近代京华史迹》写的“序”中介绍说：“……他们不辞辛劳，朝出暮归，足迹遍及了古城的每个角落，对革命史迹、文物遗存、宫殿苑囿、王公府第、名流旧居、梵寺古刹、会馆商号、茶楼酒肆、陵墓坛庙进行了大批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们或者披览清宫档案、图书册笈，或者访问皇室后裔、耆年宿学，在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批文章。”这样的赞誉，让我们羞愧难当，但从中也能感觉到当时老师们对我们这些学员所赋予的肯定和盼望。现实上我们的每一篇报告都是经过几位指导老师的点窜润饰而成的。不但如此，为了进步报告的全体质量，几位指导老师和所里其他老师还亲自操刀，到场了作者队伍中。至2008年，清史所又一次出书该书（《京华史迹揽胜》上、下），其中添加了不少篇幅，仅戴逸老师自己就事必躬亲地写了三篇（《北京的庙会》《安徽会馆和后孙公园》《圆明园与大观园》）。有师如此，吾辈何其所幸。

林克光、霸道成、孔祥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我国人民大学出书社，1985年7月。

霸道成、林克光、佟洵主编《京华史迹揽胜》（上、下），黄山书社，2008年6月。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如何可能？

回到前面提及的“学二代”有心为父母一代打造群像的话题。

毛丹青的话对我的震动，不但是它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我们的心田深处其实都是有一批老师的群像的。更是由于它让我联想到，在上世纪80年月以来的我国学术界，有关我国学问分子史、思想史，以及人文/社会学迷信术史的研究成果，多到不可胜数，堪称跨学科的一门显学。研究对象从古代士绅群体到“五四”一代、民国时代的学问分子，甚至80年月开始进入文化/学术界的学者群体，都不乏被专门研究和介绍的。可是，有一个群体、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学者，好像是缺席的——与刘志琴女士同时代的学者们。虽然他们中有些象征性人物被高度关注，也能看到他们子女和子弟的一些追忆笔墨，但全体上，他们是被公共的学问分子史所轻忽的。

毋需否定，国内这些年的学问分子史研究，多少存在着某种“隔代亲”的现象。也许是由于离得太近了，反而不易认识；也许是由于我们还不知道在公共语境中如何讲述私性的记忆，且怯于识别自己的学术渊源、深思自己的学术人生。而客观上，我们的老师们在实际和要领上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们的学术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被政治运动所耽误，在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曾遭遇种种磨难。即使亲近如父母、恩师，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多存在着时空的、观念的种种隔绝。别的，我们曾自以为是地认为，认识形态和政治的干扰都只是他们那一代的运气，我们再不会碰到与他们相似的困境；现实中，不无悖论地，在致力于建构理想的传统士大夫和近现代学问分子群像的同时，当下的学者好像更愿意将学术思想的代际进化视为理所固然。

但是时代匆匆，现实自己是最好的课本。不知从甚么时候开始，那个时代的老师们，再次成为我理解人生、反观自己学术生涯的紧张参照。

近来我重温在清史所时的听课笔记，读到戴逸老师在为我们做的一次专题讲座（题《史学漫谈》）中，他曾讲到上世纪60年月史学界一次次的劫难，以及70年月末80年月初重建史学的迫切性，另有新时期历史学科发展的计划和目标；他还讲到了清史所研究力量青黄不接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年轻人学术抱负和研究能力、研究热忱的肯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要领和当时的一些新思潮新要领，他表示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同时明确说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排他的、障碍的，应该鼓励年轻人进行探索；触及如何把握实际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他鼓励我们一定要读有思想内容的书，读一流的名著；详细到如何做研究，他反复叮嘱我们出成果“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他甚至详细地跟我们讲述了应该怎么做材料卡片、写论文如何斟酌笔墨——我第一次知道“推敲”二字的详细出典，知道王国维关于做学问的人生三阶段论（即“三种地步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地回想，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在那一次讲座上……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礼堂、人间、永观、东海愚公等。

在那个文化学术一片荒芜的年月，带着身心的创伤，那些从各地农场回到城市不久的老师，盲目于身负的文化使命，就是这样坚强地回到了大学的讲坛上，并积极开辟一个又一个的学术新范畴。如果说当代我国真有人做到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语），那么，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时代的老师正是那样的一群人。

公布于：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