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法学：经济法维度的剖析》，张守文著，中国群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340页，98.00元

《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张守文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408页，76.00元

一

为什么有些国家贫苦、有些国家富裕，以及穷国如何致富，一直是经济学研讨的重要议题，并形成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经济学兴起于二战之后，东方天下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单靠经济学无法办理政治波动、社会发展、产权保护等成绩，于是，发展研讨（Development Studies）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形成了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法律与发展研讨等。在发展研讨中，法律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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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典范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是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中王法学界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中王法学界关于发展成绩的研讨，大抵能够分为两个脉络，一是对“法律与发展”活动的研讨，例如姚建宗的《法律与发展研讨导论》、黄文艺的《当代中王法律发展研讨——模式、传统与过程》、鲁楠的《全球化视野下的法律与发展》、郭晓明的《新法律与发展多维研讨——趋向综合发展的跨学科考察》等；二是发展权研讨，汪习根教授是这方面的执牛耳者，代表作如《法治社会的基础人权——发展权法律轨制研讨》《发展权全球法治机制研讨》。然则，在中王法学界，发展成绩整体处于比较边沿的地位。究其缘故原由，大概与当代中王法学研讨的基础实际范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王法学界在深思以往“阶层奋斗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本位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法学界的支流观点主意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相对分离，以及私法优位，以为私法是公法以及整个法治的基础，夸大限制公权利，保护私权利和私家自治，防备公权利侵入私主体的自在领域（张文显、于宁：《当代中王法哲学研讨范式的转换——从阶层奋斗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王法学》2001年第一期）。由此，法学界首要存眷权利义务的设置与保护，而不太存眷法律如何积极能动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忧郁法律沦为公权利寻求发展的工具，陷入法律工具主义误区，进而威逼私主体的自在和法治。正由于云云，中王法学界对法律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讨，往来往自学科外部的推进。例如，新轨制经济学引入交易成本概念，研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轨制对资本设置效率的影响（卢现祥、朱巧玲主编：《新轨制经济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8-82页）。法律作为重要的轨制范例，自然成为新轨制经济学的重点研讨对象，由此奠定了法律经济学的实际基础（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实际基础》，《法学研讨》2002年第四期）。

然而，你不定义自己，就会被别人定义。很多美国粹者以为，中国经济高速增进依靠的不是法治大概由正式法律建立、法院和仲裁机构实行的财产权利，而是人际关系。在这类情况下，特别必要中王法学界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从法学角度给出论证。近年来，经济法学界以张守文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意建立发展法学，可谓恰逢其时。

二

张守文教授2021年出版的《发展法学：经济法维度的剖析》（中国群众大学出版社，2021年）是中王法学界第一部零碎叙述发展成绩的专著。2022年，张守文教授带领研讨团队又出版了《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将发展法学的基础道理运用于经济法的子部分法中。

在《发展法学》中，张守文指出，发展触及两个枢纽因素——技术和轨制。技术对发展的促进感化较为显见，而轨制对发展的感化却容易被忽视。作者担当新轨制经济学家境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观点，以为包括法律在内的轨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重要感化，并进一步采取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实际框架，主意建立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促进发展的“容纳性轨制”，避免导致国家失败的“汲取性轨制”（《发展法学》，序文第1-2页，注释第1、28、118-119页）。在此基础上，作者呼吁法学界在吸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以及法律与发展活动等发展实际的基础上，结合法学自身的研讨方法，构建法学的分支学科——发展法学，围绕法律如何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展开法理学和各部分法学科共同到场的跨学科研讨，推进“发展导向型法治”（《发展法学》，序文第2-3页，注释第3-5页）。

在《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中，合著者邓伟以为，发展话语不是典范的法学话语，发展能够成为法律的目标，然则必须转化为法学话语能力经过法律零碎举行“操作”。法学研讨中将权利、义务、义务及救济与发展成绩相结合，形成发展权、发展义务、发展义务、发展权救济等范畴，于是，“发展法学”的基础框架呼之欲出（《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106页）。

经济法学发展实际的基础逻辑，是“发展主体—发展权—发展目标”，即在法律上针对特定发展主体设置响应的发展权，并运用财政、税收、金融、设计/计划等法律化的工具，加强发展主体的发展能力，以完成一定的发展目标。尽管经济发展不是发展的唯一内容，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发展了能力从根本上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109页），因此，经济发展权是发展权的焦点，是其他发展权有效完成的基础（《发展法学》，34页）。

哪些主体享有经济发展权呢？基于国家与国民的二元结构，《发展法学》将经济发展权分为国家发展权和国民发展权。个中，国民发展权包括企业发展权、个人发展权、第三部分发展权等。基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又将经济发展权分为促进发展权和自我发展权。个中，促进发展权，是政府经过促进其他主体的发展来完成国家整体发展的权利，如国家经过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手段，来促进市场主体的经济发展，从而推进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的权利。而自我发展权，则是市场主体经过自己的行为，来完成个体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权利。国家经过大量的财税轨制、金融轨制等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以及企业经过这些轨制来完成自我发展，都是上述两类经济发展权的体现（《发展法学》，57-58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是发展权主体不言而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进的首要动力之一，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激活了泛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而市场施展资本设置感化的机制是价格，尊重市场主体的发展权，意味着尊重市场主体的定价权（《发展法学》，66-82页）。有目共睹的是，《发展法学》还给予国家和政府发展权主体的资格。要理解这一点，就不能不提张守文教授一直首倡的经济法“双手并用”的实际框架，即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无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

在张守文看来，近两百年来的经济史注解，不管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照样政府的有形之手，在设置资本上都存在低效甚至有效的景遇，从而带来“两个失灵”成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调治，存在信息偏偏在、外部效应、把持和不公平合作、公共物品供给不敷、贫富差异拉大等成绩，而周期性经济危急则是这一系列成绩的总爆发，这注解市场会失灵。另外一方面，苏联式国家全盘统制经济，清除市场的经济模式也不可连续，由于代表国家的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存在信息不敷、权利滥用、腐败寻租、系统体例不健等成绩。既然市场会失灵，自然必要国家运用政府之手对市场举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宏观调控，即运用财税、设计/计划、金融等调控工具改正市场失灵、熨平经济周期、调整经济结构；市场规制，即制止把持和不公平合作，维护市场合作次序，最终促进经济安稳连续发展。既然政府也会失灵，自然必要法律去范例政府代表国家利用的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包管市场在资本设置中的基础感化。张守文称之为“双手并用”（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第三版，马克思主义实际研讨和扶植工程重点课本，高级教诲出版社，2022年，10-29页）。

国家或政府的发展权，兼具“权利”和“权利”两重性子。国家享有发展权利，既包括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而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利，也包括国家作为社会整体的代表而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利。更重要的是，国家还享有经济发展权利，包括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前者中，最重要的权利是发展计划权。也就是说，国家有权在发展计划中设定一准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和为完成这些计划目标所采取的政策步伐，然后经过财政调控、税收调控、金融调控将发展计划进一步落实。因此，发展计划权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其他调控权必要依据发展计划的请求来利用。而市场规制权间接感化于市场主体，制止市场主体的把持行为和不公平合作行为，营建良好的合作情况（《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轨制完善》，133-135页）。

鉴于以往发展研讨在法学界的边沿地位，将发展建组成一个法学研讨的主题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突破。现实上，经济发展与权利保护本来就存在密切联系。霍姆斯（Stephen Holmes）和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在依赖于税》（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令人服气地证明白，权利是有成本的，保护权利必要斲丧公共财政资本，即使那些私主体防御公权利侵犯的“悲观权利”，也必要国家花费财政资本设立法律队伍去保护。在这个意义上，全部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高水平的权利保护必要充足的财政资本的支撑（[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在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公共财政又来源于经济发展，只要完成经济发展，做大经济蛋糕，能力扩大税基，增加财政资本，最终有益于保护权利。说得卑鄙一点，权利保护水平的高低，虽然要看法律条则、轨制设置是否完善，更要看社会和政府是否有钱。中国自身就是最好的例子，正是在经济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百姓各方面权利的保护水平才获得大大提高。上述实际索求显然有助于填补中国经济发展与实际之间的学问鸿沟（gap in knowledge）。

霍尔姆斯与桑斯坦著《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在依赖于税》

张守文教授及其团队首倡的发展法学注定是一个宏大的实际系统，是一项必要浩繁学者到场的团体事业。《发展法学》建构起一个实际框架，但有很多留白，它像一个邀请函，邀请更多的学界同仁到场到这项研讨事业中来。

三

张守文教授基于有效市场与无为政府“双手并用”的实际框架提出的发展法学，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机制。不过，这套实际也存在盲区。发展法学存眷法律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与经济学中夸大轨制感化的学派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由于法律说究竟也是一种轨制。这一点，从《发展法学》频繁援引诺斯、阿西莫格鲁等新轨制经济学家便能够看出来。而新轨制经济学推崇的轨制，不管是诺斯的开放进入的社会次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和波动宪政系统体例（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照样阿西莫格鲁的容纳性政治轨制和容纳性经济轨制，焦点内容不过是市场经济、产权保护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所以，发展法学的“法”，现实上专指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但成绩是，市场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市场的建立也不是一挥而就的，于是，非市场经济下大概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时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发展法学的盲区。这样一来，发展法学就无法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经验纳入分析框架。

兰小欢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效市场和无为政府都不是天然存在的，二者都必要不断扶植和完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甚至压根不存在，就必要政府先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打造出一个基础的框架和空间。产权保护、合作次序、司法系统体例、金融零碎等等，都必要变更和投入巨量资本，一步一步扶植。若是政府不去做这些事，市场经济和所谓“企业家精神”不会像变戏法一样自动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恰好是一种必要政府投入公共资本生产的“公共物品”，二者不是简朴的一进一退的关系。同样，无为政府也是不断投入资本扶植完善的产物。把产权保护写成法律条则很容易，但把产权保护的法律落到实处，必要投入资本扶植一支高素质的法律队伍和一个高效的司法系统体例。从国防到社会治安，从基础办法到社会保证，都要费钱（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群众出版社，2021年，292-300页）。

兰小欢著《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这与霍姆斯、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中的分析不谋而合：“一个政府起首必须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市场系统体例”，市场本身以及财产权、债权、公道的司法轨制等一系列市场经济依赖的基础办法，都是国家花费公共资本供应的公共物品，“只要全国性政府能够穿针引线，把互不相联的地方市场编织成一个唯一的全国性市场”（《权利的成本》，44-46页）。现实上，卡尔·波兰尼的名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早就有过经典阐述：市场并不是“自觉次序”，相反，市场恰好是国家干预并主动创制的产物。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的诞生，是国家运用逼迫力拆解传统的伦理社会，将土地、休息力、货币商品化，改造成生产要素，供资本追逐利润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通往自在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流通，有赖于连续的、由地方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进”（[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群众出版社，2007年，118-120页）。兰小欢和霍姆斯、桑斯坦的分析不约而同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即资本束缚。霍姆斯、桑斯坦以为，既然权利有成本，权利保护依赖于公共资本，而资本又是无限的，因此权利保护就不可能是相对的，而是一种长处衡量与让步。兰小欢以为，受制于资本束缚，经济会呈现分歧的发展阶段，在分歧阶段，法律饰演的角色及其形态也截然分歧。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资本极其稀缺，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或很不完善，这时间就必要政府去集中和设置资本，饰演“生产投资型政府”。所谓“举国系统体例”也好，“集中气力办大事”也罢，并不是中国特点。即使本日的蓬勃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是掉队国家，也经历过政府主导资本设置的阶段。区分是，在起步阶段，历史上的东方蓬勃国家从殖民地攫取了大量资本投入本国经济发展，但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具有这个条件，甚至多数发展中国家本身在历史上就是被攫取的对象，资本稀缺的成绩只会越发严重。因此，发展中国家推开产业化和古代化时，采用的组织和带动资本的体式格局一定分歧于蓬勃国家。在这个阶段，连市场本身都没有建立起来，经济系统体例和法律轨制的形态一定截然分歧于市场经济成熟运行的阶段。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办法也已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也积累了大量资本，政府就应当实时调整职能，从“生产投资型政府”转变为“办事型政府”，此时才谈得上运用法律去保证市场经济的顺畅运行。照此说来，在发展中国家，东方经济学夸大的市场经济和产权保护，更可能是初期经济发展的效果，而不是条件（《置身事内》，277页）。

在资本束缚视角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系统体例，与其说是轨制成绩，不如说是资本天赋和发展计谋成绩，不如说是一个经济掉队国家，如何经过自身的积累，完成疾速经济腾飞的成绩。新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产业的计谋，但从资本天赋角度看，新中国的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古代产业只占百分之十，快要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存在农村，资本和经济剩余极度匮乏。而重产业又是高度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家当，回报周期长，必要长期高强度的投资。除了后期苏联的援助之外，新中国既无法像初期东方国家那样经过外部攫取，又无法经过一般国际商业获得外部资本注入，于是不能不经过国家将极其无限的资本和经济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到重产业扶植中，进而形成了响应的经济系统体例。这类经济系统体例，既不是中国独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轨制的效果，它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无关，而是资本天赋决定的，不管社会主义国家照样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计谋而形成类似的经济系统体例。这一点，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事业：发展计谋与经济改革》第二章有出色的分析（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事业：发展计谋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群众出版社，1999年，28-66页）。

四

现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依靠国家和非市场机制设置资本是普遍景象。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与注重轨制的新轨制经济学截然分歧的学派，其初期代表人物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他确当代传人则是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和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在《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中，赖纳特以为，经济发展具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specific），一些经济活动比其他经济活动更能推进经济增进。发展的焦点成绩，是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家当活动（[挪]埃里克·S.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群众大学出版社，2010年，27-52页）。产权、市场及其他轨制系统虽然重要，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产权与其他轨制系统本身并不创造国民财产，它们只是国民财产创造过程当中的支撑系统，是经济活动发展的效果，而不是缘故原由。穷国要想致富，枢纽是选择精确的家当活动，是响应的家当活动导致了响应的产权结构和轨制系统，而不是相反。

赖纳特著《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李斯特、张夏准和赖纳特都建议，穷国要想致富，必须发展产业制造业。而在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市场帮不上多大忙。1841年，李斯特出版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系统》（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时，德意志正处于掉队的地位。当时，德意志诸邦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各邦都有自己的关税壁垒，各邦内部各个省区也离别规定有地方税率，严重故障了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形成。而近邻的英国和法国已率先展开产业革命，从工场手产业向机器化大产业过渡，大力首倡自在商业，输入大量低价商品冲击德意志诸邦的市场。面对先发的英法的合作压力，如何推进德意志区域的产业化，成为德意志资产阶层的急迫任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系统》第一编细致考察了列国历史上采取的家当和商业政策，发明列国在产业化初期都实行过保护主义和各种限制政策，以促进本国幼稚家当的发展，却在完成产业化之后向掉队国家大力推销自在商业学说。李斯特辛辣地讽刺了先辈国家的虚伪和狡猾，他打了个著名的比方“踢开梯子”：先辈国家借助保护主义的梯子攀上产业化的高峰，但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利用过的梯子一脚踢开，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在商业的优点，用那种过去人后悔莫及的语气说，自己已往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目前才终于发明白自在商业这个真理，实在他的真实目的是不知恩义，省得别人跟着他上来（[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系统》，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343-344页）。

张夏准的《富国圈套：蓬勃国家为何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书名即取自李斯特的比方。在另外一本书《富国的伪善：自在商业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中，张夏准讽刺蓬勃国家对市场和自在商业的“双标”态度：蓬勃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做过的去做”（[韩]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在商业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序文16页），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那些“好政策”和“好轨制”，诸如自在市场、自在商业、公有化和保护公有产权、禁止家当政策和政府补贴等等，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做到，却请求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做到（[韩]张夏准：《富国圈套：蓬勃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蔡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在张夏准看来，市场有一种强烈的巩固现状的趋势。自在市场宣称，分歧国家应当坚守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将资本设置到自己效率最高的领域，即所谓“比较优势”。但这样做的效果必然是富国永远制造汽车飞机芯片，穷国永远生产鞋袜原质料农产物，穷国永远被锁定在科技含量低、利润率低的低端家当。若是穷国想致富，就必须“违抗市场”，发展那些自己不擅长，但科技含量更高更庞大，能带来更高利润的中高端家当。究竟，富国那些利润率高的“比较优势”，一开始也是违抗市场才建立起来的（同前，204-207页）。

张夏准著《富国圈套：蓬勃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常言道，行胜于言。若是我们看蓬勃国家现实是如何做的，而不是听他们嘴上说的，就会发明，市场主导资本设置现实上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自在商业也只是产业强国的特权，在产业化的起步阶段，依靠国家和非市场机制设置资本是常态。因此，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由国家分配资本举行大规模产业化扶植，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成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一点，实际界也早有人指出。按照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长文《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的总结，围绕中国突起之根源的探讨，学术界首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中国的突起归因于中国久长的历史文明遗产。这类观点失之宽泛，由于同样的历史文明，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却被解释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第二种观点就是我们认识的市场经济论。值得注重的是第三种观点：正是新专制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扶植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繁荣奠定了一系列条件性和基础性条件，包括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支受过一定教诲、有规律束缚的休息队伍，以及在容忍一定水平的省级自立性轨制框架下所建立的强无力的经济控制机制，如设计经济、公有经济等（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Iss. 61, 2010, pp.91-92）。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发展法学实际，都必须纳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才是完备的发展实际。

发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