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afa Minawi： 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当(dang)帝国走向终结，昔日的政治精英(ying)们又当(dang)何去何从？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曾试图最后(hou)看一(yi)眼他所失去的那座乡村的城墙；然而，这不大可能 —— 因为车窗的帷幔紧闭。只有他的一(yi)个年幼的儿子设(she)法(fa)从窗帘的缝隙中投去了最后(hou)的一(yi)瞥(pie)，眼中满含着悲伤。”在《失去伊斯坦布尔：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者与帝国的终结》（Losing Istanbul：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下文简称《失去伊斯坦布尔》）一(yi)书中，历史学家穆斯塔法(fa)·米纳维（Mostafa Minawi）传授向二十一(yi)世纪的英(ying)语读者们“转播”了这一(yi)组细腻、伤感的历史镜(jing)头：这位曾经权(quan)倾一(yi)时(shi)的奥斯曼苏丹，在列车启动前的漫长(chang)等待中，度过(guo)了离开伊斯坦布尔前的最后(hou)时(shi)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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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fa)·米纳维传授曾经就读于纽约大学历史系和中东(dong)与伊斯兰(lan)研究系，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康奈(nai)尔大学。其主要(yao)研究领(ling)域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chu)的奥斯曼帝国史，不仅关注(zhu)帝国的南部边境、北非与西(xi)南亚行省(sheng)，同时(shi)也融合了全球(qiu)帝国史、殖民主义史与外(wai)交史的广阔视野。他的第一(yi)本(ben)专著(zhu)《奥斯曼帝国的非洲争夺战：撒哈拉与汉志地区的帝国和外(wai)交》（The Ottoman Scramble for Africa：Empire and Diplomacy in the Sahara and the Hijaz，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是其在这一(yi)领(ling)域的代表作。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以外(wai)，米纳维传授对于投身“公共史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仅为著名科普频道TED-ED的动画短片《奥斯曼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配音讲授，还参与了记录片《乘坐火车巡游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by Train）的录制(zhi)。他于2022年出版的新书《失去伊斯坦布尔》一(yi)经问世便迅速引(yin)发(fa)学界的广泛关注(zhu)，荣膺2023年度北美中东(dong)研究协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MESA）颁发(fa)的阿尔伯特·胡拉尼图书奖（Albert Hourani Book Award）。

在大批使用阿拉伯语史料(liao)、主要(yao)关注(zhu)阿拉伯行省(sheng)的奥斯曼史研究当(dang)中，家族史始(shi)终是一(yi)个占据着重要(yao)职位，而且备受历史学家青睐的题材。比如，穆哈迈德·瓦尔迪 （M’hamed Oualdi） 在 《帝国之间的奴隶：一(yi)部北非的跨帝国史》（A Slave Between Empires: A Transimperial History of North Afric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0）一(yi)书中，以一(yi)桩(zhuang)家族遗产的纠纷案件为核心，揭示(shi)了不同行为主体怎样在北非殖民体系下的“多重法(fa)律空(kong)间”中灵活运作，主意自己的产业权(quan)利。简·海瑟薇（Jane Hathaway）的研究聚焦于埃及地区的卡兹(zi)达勒家族（Qazdağlıs），重点探讨该(gai)家族怎样借助禁卫军等级(ji)体系、政治联婚、商(shang)业网络以及与宫廷太监(jian)的同盟等手段巩固其权(quan)力与职位。海瑟薇指出，以卡兹(zi)达勒为代表的政治家族其实不是马穆鲁克(ke)时(shi)代的重现，而是一(yi)个具有鲜亮“奥斯曼特质”的历史现象；广泛的精英(ying)联系对于维护、延续一(yi)个家族起到了相当重要(yao)的作用（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s in Ottoman Egypt：The Rise of the Qazdağlı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相较于以上这些研究，米纳维传授把(ba)“窥视”家族变迁的长(chang)镜(jing)头从地方(fang)转向了帝国的行政中枢伊斯坦布尔，聚焦于出生于大马士革名门望族——阿宰姆扎德 （土耳其语：Azmzade; 阿拉伯语：al-Azm）家族——的两位著(zhu)名成员：莎菲克(ke)· 穆阿亚德·阿宰姆扎德（Shafiqal-Mu’ayyad Azmzade，1861-1916）和萨德克(ke)·穆阿亚德·阿宰姆扎德 （Sadik al-Mu’ayyad Azmzade，1858-1910）（下文中简称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

本(ben)书大致(zhi)能够分为三个部分。第一(yi)章和第二章构(gou)成本(ben)书的第一(yi)部分。第一(yi)章主要(yao)讲(jiang)述了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的早年经历。从家庭关系上看，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是一(yi)对叔侄，两者的年纪相仿，实际上属于同一(yi)代人。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路径(jing)上，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的经历也十分相似，先后(hou)在大马士革、黎巴嫩(nen)山（Mount Lebanon）、贝鲁特等地求学。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shi)期，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都离开了家乡大马士革，定(ding)居伊斯坦布尔，担(dan)任行政中央的帝国官僚。除了这两位主人公以外(wai)，本(ben)章还交代了其他的一(yi)些家庭成员、他们的社交生存，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精英(ying)文化(hua)与多元主义。第二章聚焦莎菲克(ke)与萨德克(ke)的职业生存生计。一(yi)方(fang)面，他们算得上是精明能干的国家官员，对于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yi)方(fang)面，他们也常常把(ba)手中的政治资本(ben)当(dang)做筹码，以权(quan)谋(mou)私、捞取个人利益。例如，莎菲克(ke)通过(guo)一(yi)系列社会网络与权(quan)力运作，成功办理了触及家族利益的土地纠纷、刑事案件，甚至是针(zhen)对他本(ben)人的指控。相较于莎菲克(ke)的贪污行为，萨德克(ke)在1893-1897年间的政治流动更直观地折射出帝国统治的“阴暗(an)面”，其中包含(kuo)他参与处理的贫困(kun)社区的霍乱，以及针(zhen)对帝国东(dong)部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第二部分主要(yao)包含(kuo)了第三到六章。这一(yi)部分的主人公是萨德克(ke)，主要(yao)内容(rong)围绕着他丰富的外(wai)交经历展(zhan)开。第三章叙述了1888-1903年由萨德克(ke)承担(dan)的三次外(wai)交任务，其中包含(kuo)1888年陪同俄国大公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Sergei Alexanderovich）接见黎凡特地区、1898年被(bei)派往德国柏(bai)林，以及二十世纪初(chu)代表当局前往俄罗斯、克(ke)里米亚以及奥斯曼巴尔干地区。以上的这些外(wai)交流动，无一(yi)不密切关联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chu)帝国内政外(wai)交上的一(yi)连串重大变乱：1877-1878年俄土战争、德-奥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巴尔干地区日益动荡的政治局势。不停变化的政治定(ding)位、文化(hua)环境与地理空(kong)间深刻地塑造了萨德克(ke)的世界观，迫使其顺应、中和不同的“惯习”（habitus）。接下来的两章主要(yao)透过(guo)萨德克(ke)的两本(ben)纪行——《撒哈拉纪行》（Afrika Sahra-yı Kebiri’nde Seyahat）和《阿比西(xi)尼亚纪行》（Habeş Seyahatnamesi）——深入理会(xi)了这位奥斯曼官员对“他者”（Other）与“自我”（Self）的身份认知与界定(ding)。1895年，萨德克(ke)受指派到撒哈拉地区，其主要(yao)任务是观察、协商(shang)以及提(ti)出政策发起，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该(gai)地区的职位。在利比亚沙漠中，萨德克(ke)碰到了和他一(yi)样操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在观光笔记中，他却故认识地把(ba)对方(fang)构(gou)建为一(yi)个认识的“他者”，称之为“土著(zhu)”（natives）、“贝都因人”（Bedevi）而不是“阿拉伯人”（Arap），并刻意与之拉开间隔 —— 即使这个“他者”与他共享同一(yi)套母(mu)语、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忠诚。在一(yi)个与自己的语言、宗教甚至文化(hua)密切相关的地区观光时(shi)，萨德克(ke)并未(wei)提(ti)及任何相似性或认识感，这是一(yi)种计谋性的选择。实际上，他在誊写、建构(gou)一(yi)个“乡村的/贝都因的/非古代的”“他者”的同时(shi)，也在向伊斯坦布尔的读者群体不断(duan)宣(xuan)告着自己“乡村的/奥斯曼的/古代性的”归属（Minawi，Losing Istanbul，118）。因此，与其说萨德克(ke)的《撒哈拉纪行》是对“他者”的客(ke)观民族志誊写，毋(wu)宁说是写作者自身对于“阿拉伯人”认同焦虑的一(yi)种文学投射。在1904年的阿比西(xi)尼亚之旅中，萨德克(ke)在构(gou)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guo)程中增(zeng)添了“种族化(hua)”（racializing）的话语，因而变得更加庞大。与黑人土著(zhu)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把(ba)自己归类为具有文化(hua)自卑感的“白人”（Whites）；这一(yi)身份认同，自然也适用于远在伊斯坦布尔的潜伏读者——即一(yi)般意义上的奥斯曼人。这位外(wai)交官在其记述中，将一(yi)切异(yi)质文化(hua)实践——不管是饮食风俗(su)、价值观念照样社会风尚——都简朴归因于某种本(ben)质化(hua)的种族特性，将其果断(duan)地等同于与肤(fu)色间接关联的蒙昧、迷信与非理性。尽(jin)管在奥斯曼帝国的官方(fang)档案体系中，其实不存在以“种族”（race）为基础的系统性分类架构(gou)，它也从未(wei)成为帝国管理中生齿管理的核心准绳；然而，这其实不料味着在“种族主义”（racism）成为全球(qiu)化(hua)现象的十九世纪，奥斯曼人对这一(yi)观念是完全免疫的。在当(dang)代奥斯曼史研究中，学者们普遍主意审慎对待“阿拉伯人”（Arabs）、“土耳其人”（Turks）等族裔-种族化(hua)标签（ethnoracial markers）的阐释(shi)效力，特别(bie)是在第一(yi)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主义认识形状尚未(wei)完全兴起的历史阶段（Minawi，Losing Istanbul，12.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简要(yao)学术批评，拜见陈功：《十字路口前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上海书评》2022年四月第4期）。然而，在本(ben)书的作者看来，在一(yi)战之前已出现更早期、非正式(shi)的族裔-种族区分潮流。因此，阿拉伯裔-奥斯曼人经历的被(bei)边缘化(hua)感，其实不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后(hou)突(tu)然出现的，也不是地方(fang)政治家所假造(gou)的。它是一(yi)个更加漫长(chang)的过(guo)程，而在1908年革命之后(hou)，特别(bie)是在革命的答应落空(kong)之后(hou)，这一(yi)进程才真正浮出水面（Minawi，Losing Istanbul，12）。

第七(qi)章与尾声是本(ben)书的最后(hou)一(yi)部分。在第七(qi)章中，写作的焦点再次落到了莎菲克(ke)身上。在经历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之后(hou)，莎菲克(ke)重新创建起自己的政治职位，在议会中担(dan)任叙利亚代表；与此同时(shi)，他也主动参与并领(ling)导(dao)阿拉伯政党流动，以匹敌议会中长(chang)期存在的“反-阿拉伯”倾向。在这一(yi)时(shi)期，语言、文化(hua)、政治身份等敏(min)感问题在公共舆(yu)论中得到了热烈接头。尾声部分主要(yao)谈到了莎菲克(ke)与萨德克(ke)政治生存生计的终结，以他们为代表的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舞台上谢幕、登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hou)代在一(yi)战期间及之后(hou)所经历的命运：阿宰姆扎德家族的成员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国境线的两侧，各自在某个阔别伊斯坦布尔的地方(fang)，分别(bie)讲(jiang)述着不同版本(ben)的家族故事。

在本(ben)书的标题中，作者把(ba)这一(yi)代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ying)称为“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我国读者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之类的词汇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当(dang)它们出现在一(yi)个遭到殖民主义、扩(kuo)张主义压力之下的非西(xi)方(fang)语境中，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含义又有所不同。那么，当(dang)奥斯曼史学家提(ti)到“帝国主义者”的时(shi)候，他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呢？加州大学伯克(ke)利分校（UC Berkeley）的历史学家克(ke)里斯汀(ting)·M.菲力欧（Christine M. Philliou）在《帝国的传记：在革命年月统治奥斯曼人》（Biography of an Empire: 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一(yi)书中追踪了斯蒂芬(fen)诺斯·沃戈里德斯（Stephanos Vogorides）的政治生存生计，揭示(shi)了沃戈里德斯——一(yi)个奥斯曼法(fa)纳尔人（phanariot，斯蒂芬(fen)诺斯·沃戈里德斯的原出生为保加利亚人）——是怎样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政治动荡中独善其身，之后(hou)又再次顺利地进入帝国的行政中央（Christine M. 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Governing Ottomans in an Age of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菲力欧指出，与沃戈里德斯相关的学术研究长(chang)期遭到双重边缘化(hua)：在奥斯曼史学范式(shi)下，他被(bei)简化(hua)为帝国官僚机(ji)器中的一(yi)个普通构(gou)件；而在希腊、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史学叙事中，他又被(bei)妖魔化(hua)为出售民族国家利益的叛徒（Philliou，Biography of an Empire， xxi -xxii）。换言之，沃戈里德斯生平的“未(wei)受关注(zhu)”，恰(qia)恰(qia)是因为他的政治态度与人生经历超越了誊写“民族主义史学”的一(yi)般边界。而当(dang)今的奥斯曼史家已不再站在民族国家的“历史终点”，向过(guo)去投以“回溯(su)性”的目光；而是把(ba)个人的举措，态度，以及身份认同嵌入与帝国之间更加庞大的互(hu)动网络当(dang)中，打破(po)“多元帝国-民族国家”的单线程叙事。“民族国家”对帝国而言，不是一(yi)个必然的了局；“民族主义”对个体来说，也不是一(yi)种相对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ben)书标题中的“帝国主义者”一(yi)词象征着“民族主义史学”的对立面，其深层(ceng)意图在于夸大奥斯曼帝国认同所表现出的持久韧性（resilience）（Hasan Kayalı，Imperial Resilience：The Great War's End，Ottoman Longevity，and Incidental N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1）。这一(yi)学术态度间接呼(hu)应了著(zhu)名奥斯曼史学者M.许克(ke)吕·哈尼奥卢（M. Şükrü Hanioğlu）发(fa)出的号(hao)召：要(yao)超越以“目标论”为导(dao)向的晚期帝国史誊写（M. Şükrü Hanioğ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另一(yi)方(fang)面，“帝国主义者”这一(yi)概念也被(bei)置于一(yi)个全球(qiu)化(hua)语境中加以考虑——在作者看来，莎菲克(ke)、萨德克(ke)等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ying)，实质上属于一(yi)个更加广阔的“全球(qiu)帝国主义者”（global imperialists）圈层(ceng)。然而，这一(yi)论述产生了一(yi)个语义上的风险(xian)：那就是把(ba)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chu)西(xi)方(fang)“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与非西(xi)方(fang)世界“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以及它们背后(hou)各自的倡导(dao)者——混为一(yi)谈。针(zhen)对“帝国主义”一(yi)词所暗(an)示(shi)的丰富内涵，殖民主义理论家阿尼亚·隆巴（Ania Loomba）指出，在谈论“帝国主义”的时(shi)候，必须把(ba)它与相应的历史进程相联系（Ania Loomba，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London: Routledge, 2005，26）。不可否认的是，这一(yi)代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ying)不仅接受了西(xi)方(fang)化(hua)的教育，控制多门欧洲语言，而且熟知西(xi)方(fang)文化(hua)；其中一(yi)些成员更是间接参与了种种外(wai)交事务，因而普遍具备了“全球(qiu)性”的视野、知识与个人体验。然而，尽(jin)管欧洲的风俗(su)在这一(yi)代人身上留(liu)下了深刻的影响，但(dan)是它其实不被(bei)认为具有“普遍性”，或者是能够作为“一(yi)切的标准”（Minawi，Losing Istanbul，38）。因此，与“全球(qiu)的”帝国主义者（globalimperialists）这一(yi)定(ding)义比拟，笔者认为，“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者（cosmopolitan imperialists）一(yi)词也许更能区分阿拉伯裔-奥斯曼政治精英(ying)与其西(xi)方(fang)同僚在政治处境上的根本(ben)性差异(yi)，以及他们在智识上与西(xi)方(fang)文化(hua)之间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从方(fang)法(fa)论层(ceng)面上来讲(jiang)，“帝国主义者”一(yi)语也展(zhan)现了一(yi)种“微观史学”（microhistory）与“全球(qiu)史”（global history）相连系的视野，能够视为奥斯曼史学家索求怎样写作“全球(qiu)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的一(yi)次有益尝试。一(yi)部分历史学家把(ba)“微观史”归类为“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 认为其主要(yao)特征是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来揭示(shi)那些长(chang)期在历史记录中遭到克制的“声响”（Andrew I. Port，“History from Below，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and Microhistory，” i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econd Edition，ed. James D. Wright，Elsevier, 2015，108-113）。不管是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笔下的弗(fu)留(liu)利磨坊主——梅诺基奥（Menocchio）——的荒诞宇(yu)宙观（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trans. John Tedeschi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照样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精心重构(gou)的真假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案件（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其中的配角都是隐匿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下无足轻重的“君子物”（individuals of no significance）。与这些相对早期的微观史研究比拟，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的《帝国的内在生存：一(yi)部十八世纪的历史》（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yi)书则在时(shi)间和空(kong)间上展(zhan)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罗斯柴尔德卓有成效地运用了“帝国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s of empire）这一(yi)概念（Rothschild，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2），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ceng)的个体（“middling” social actors）怎样通过(guo)通信、期望，以及家庭和职业网络与跨越帝国边界的多个变乱相毗邻，与国内外(wai)不同社区进行互(hu)动。然而，即使在罗斯柴尔德“社会中层(ceng)”的视角下，莎菲克(ke)与萨德克(ke)也远远算不上“合格的”微观史研究对象——毕竟他们不仅出生于显赫家族，供职于中央当局，更是间接卷入了国内外(wai)的重大政治变乱。因此，从这一(yi)角度来看，本(ben)书在选择莎菲克(ke)和萨德克(ke)二人作为配角时(shi)，似乎就已偏离了作者自己所宣称的“微观史方(fang)法(fa)”（microhistory methodology）（Minawi，Losing Istanbul，15）。然而，一(yi)旦更深上天考虑“究竟什么是微观史”这一(yi)问题，我们或许会得出一(yi)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因为，微观史本(ben)质上其实不等同于“人民的历史”。微观史学正式(shi)出生于二十世纪七(qi)十年月末、八十年月初(chu)期，这一(yi)历史学派明显地流露(lu)出在两极化(hua)秩序崩(beng)塌(ta)前夜的不安情绪，警觉于政治、社会甚至文化(hua)危机(ji)的初(chu)步(bu)迹象。它推进历史学家关注(zhu)“对照小的尺度”，深入研究历史现象的内部，通过(guo)抽(chou)丝剥茧(jian)地观察，识别(bie)出外观上不易发觉的重要(yao)细节；在仔细(zhi)入微地审视案例、变乱、地点、物品和个体的过(guo)程中，提(ti)出更加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决定(ding)微观史本(ben)质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变乱所具备的“微观特性”（microness），而是在研究方(fang)法(fa)上采取“显微镜(jing)式(shi)”的阅读与阐明(xi)，突(tu)出相关的问题与事实（Giovanni Levi, “Frail Frontiers?”Past & Present，no. 242, Supplement 14，November 2019: 37–49）。如果依照(zhao)这一(yi)看法去理解本(ben)书的“微观史路径(jing)”，那么米纳维传授实际上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到显然关键的变乱，目标是通过(guo)人们生存中的亲密细节，唤(huan)起一(yi)个完整的世界”（Levi, “Frail Frontiers?”, 37–49）。

尽(jin)管如此，这其实不料味着本(ben)书的叙述范围仅限于两位主人公的流动空(kong)间与人生轨(gui)迹；相反，作者更宏大的抱负(fu)实际上在于将“微观”的视角置于“全球(qiu)史”框架中。对于任何尝试誊写“全球(qiu)微观史”的学者而言，怎样妥善处理“微观”与“宏观”这两大看似矛盾的“研究尺度”，是一(yi)个显而易见的难题。就全球(qiu)史的研究方(fang)法(fa)而言，目前主要(yao)有两条路径(jing)：第一(yi)种是对在时(shi)间与空(kong)间上延展(zhan)的现象的研究，夸大外观上不同情境之间的关联性，平常采纳一(yi)种欧洲中央主义视角，但(dan)同时(shi)否认民族国家在其中的中央职位；第二种则着重于毗邻不同文化(hua)与实践的网络。为了弥合“空(kong)间”尺度上的差异(yi)，米纳维传授借用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与“社会空(kong)间”（social space）的概念。沿着第一(yi)条全球(qiu)史路径(jing)，作者夸大了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精英(ying)在微观层(ceng)面上的“惯习”是由一(yi)个“全球(qiu)化(hua)的社会空(kong)间”（global social space）所塑造，又反过(guo)来决定(ding)了个体怎样感知“社会空(kong)间”，从而较为成功地调和了“微观”与“宏观”两大空(kong)间尺度。尽(jin)管作者似乎未(wei)能触及“微观-宏观”层(ceng)面上更加本(ben)质的能动性与布局(gou)之间的张力，但(dan)是考虑到奥斯曼研究与微观史、全球(qiu)史之间长(chang)期的低频对话，把(ba)奥斯曼史纳入“全球(qiu)微观史”方(fang)法(fa)论对话的尝试，在史学范式(shi)上的确具有突(tu)破(po)性的意义。

需要(yao)特别(bie)指出的是，笔者认为，米纳维传授也没有办理一(yi)个微观史家们需要(yao)面对的常见困(kun)境——“代表性”问题（question of representativeness）。一(yi)直以来，一(yi)些批评家对于微观史家笔下的“个案研究”究竟在多大水平上能代表某一(yi)类群体心存疑虑（Sigurð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jártó,What Is Micro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Routledge， 2013）。同样地，莎菲克(ke)、萨德克(ke)的个人行为、经历与“惯习”在“阿拉伯裔-奥斯曼精英(ying)”“奥斯曼帝国主义者”这些圈层(ceng)中到底有多少代表性呢？另外(wai)，本(ben)书的一(yi)个核心论点是，族裔-种族化(hua)观念在一(yi)战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当(dang)中已存在；然而，在把(ba)“个体性”观念推广为“社会性”思潮的过(guo)程中，作者的论述也出现了一(yi)定(ding)水平的脱节。

当(dang)然，本(ben)书还有其他的一(yi)些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重构(gou)个人经历与“惯习”的过(guo)程中，作者采取了对官方(fang)档案的“逆向阅读”（read against the grain）与对个人观光笔记的“正向阅读”（read along the grain）并行的解读方(fang)式(shi)。因为本(ben)文篇幅所限，不再展(zhan)开阐明(xi)。总体来说，《失去伊斯坦布尔》一(yi)书不失为一(yi)部优秀的著(zhu)作，在专业性的史学关切以外(wai)，米纳维传授流通且优美的笔触同样引(yin)人入胜，向读者娓娓道来一(yi)个“失去伊斯坦布尔”的悲情故事，再现了一(yi)个属于阿拉伯裔帝国精英(ying)们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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